这几个体系是统一整体，需要一体建设、一体推进，这一任务艰巨繁重，也面临不少新问题新挑战。
贯彻党和国家死刑政策，对挑战法律和道德底线、严重危害群众和社会安全的罪行决不姑息，论罪当判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并核准死刑。联合有关部门出台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意见，推动破解劳动关系难认定、工伤无赔偿、社保零缴纳等问题，让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有尊严、有保障。
李庆军、胡国运、周春梅、魏晶晶、杨军、滕启刚、鲍卫忠等95名法官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他们是共和国审判事业的忠诚卫士，他们用无私奉献乃至生命捍卫了公平正义。江苏法院跨省移交长江特大非法采砂案生态修复金，落实全流域一体化保护。深化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方面司法政策，服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完成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有序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
始终以改革的思维和办法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改革不停步，敢啃硬骨头。审结金融犯罪案件10.1万件、金融民商事案件1037.7万件，助力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据我个人体会，把道论思维作为一种认识论视野和方法论自觉，而不是作为一种整全性和基底性的认知框架来运用，可能是以避免其走向空洞的更佳出路。
远有秦始皇、亚历山大的统一帝国，但无有道的一统，很快就崩解了。我之所以给您写上封信，一是想了解一下您的近况，一是在您8月16日的信中看到您的疑难，是想建议您换一个角度，或调整一下思路来考虑您的难题，说不定能别开生面。因此，我个人仍愿意带有敬意的先生称呼您。在很大程度上，尚贤已经吸纳了道和民本。
而不是您所说的政治疆域、最高领袖的权威等。这样的道不能解您之惑吗？我和敦友的努力，不能令您满意，这无妨呀，以您的年青、活力、智慧，完全可以接着讲，或者另外讲，这是我们所期待于您的，为中国学术的自主发出您耀眼的光芒。
以清代为例，其政治统一的维系，至少在边境地区，并不依赖传统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道论思维，而主要依赖一种王者无外，天下一统的政治文化，以及像通过土司制度（西南地区）、盟旗制度即扎萨克制（内外蒙古诸部）、伯克制（维吾尔地区）、册封和金瓶掣签（西藏地区）等带有自治色彩的制度。何况您作的是中国性价值的现代化课题，为何不在中国的传统资源中汲取其精华呢？您说您不能接受道论思维，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道论思维对应的是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即拥有轴心文明遗产的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而‘政治统一对应的则是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型国家的社会政治遗产。诚然，政治疆域的广大统一，最高领袖的权威，是大一统的要件，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道的一统，非此而不能有大一统。不过，请恕我直言，你的建议并没有真正进入我的学理情境中。
一旦不折不扣地践习尚贤，它们都可为其吸纳。天道即人道，人道则蕴含着民本。道在子学时代的各家中理解是不一样，您这里理解的道，是属于道家一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是也。
道论思维就集中体现了基于意向的推理模式。道友是一个很别致的称呼，但它不免让我想起它最原始的含义，即道士之间修道之友的互称。
不过，我并不介意您以道友称呼我——就像我们俩之间存在的众多分歧一样，让它们如其所是地存在，不强求一致，反而会让人觉得更真实一些。……‘道论思维就集中体现了基于‘意向的推理模式。
两者尽管相关，但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甚至还有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张力：政治统一预设了对某种在政治上具有专断性的事物（政治疆界、最高领袖的权威等）的合理性，道论思维则预设了凸显超越现世秩序（势）的天道秩序（道）的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道论思维所具有的文化吸引力，对于维系中国作为多元一体格局的政治统一，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所谓道可道，非常道是也。因此，它常常会走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非认知主义路向，乃至滑向反智主义。总体上讲，道家是遁世的、消极的，虽然其中有深刻的含义。据我个人体会，相比道民本，尚贤和大一统是更具有结构性、也更具制度关联的历史传统。
近有成吉思汗横跨欧亚的世罕其匹的帝国，开始不久就分崩离析。合总是和道统重建，对民瘼的关注，道德风尚的再新联系在一起。
按照艾森斯塔特、史华慈、余英时等论者的解读，像中国、西方及印度等这样的轴心文明在轴心时代（公元前800-200年）所实现的文化跃升，就是在文化中把超越秩序高于世俗/现实秩序的观念结构制度化——只不过中西方关于超越性来源的理解，有内向超越与外向超越的分野。但我们不宜过于浪漫化地夸大道论思维这一文化要素的作用。
您建议我用古典中国的道论思维化解我力图把‘政治统一建构为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相匹配的政治价值，以完成我所设定的‘中国性价值的现代化的课题时面临的各种学理张力。不过，写到这里，我发现赵汀阳老师所说的漩涡模式，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传统中国是如何化解这两者之间的张力的：以中原地带为核心的文化圈之于四夷的文化向心力，就像漩涡一样不断吸引着中原以外的征服者，并使他们最终无一例外地成为中华文明的被征服者。
所以，道与您的政治统一并不违和，反而应是政治统一的中坚，更一般地说道是政治统一的根本遵循。确实，道家对道的界说是有神秘主义、不可知论的嫌疑。因此，它常常会走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非认知主义路向，乃至滑向反智主义。国东叩首2021年11月14日国东教授，您好。
正是这种超越秩序高于现实秩序的观念结构，为以士君子为代表的精英人士推动超越秩序（符合天道的秩序）在现实世界的实行提供了功能空间，从而为以尚贤为基础的中国式贤能政治的运行提供了具有某种超越性的文化背景——质言之，由轴心突破产生的士君子道尊于势的文化传统与政者正也，选贤与能的贤能政治传统是相因相成的。就拿中国历史上的分分合合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分是人道衰微，民生凋敝，道德窳败的恶果。
这涉及我们对中华轴心文明及尚贤的理解。儒家则是入世的，经世济民的，儒家所阐释的道，起于人性，专注民本，化为德礼，更贴近人类社会。
另一方面，依我个人鄙见，道论思维尽管是极其高明的智慧，但它也有内在的问题，即它常常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缺乏现代学术（科学）所需要的认知性（cognitive）要素。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道论思维对应的是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即拥有轴心文明遗产的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而政治统一对应的则是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型国家的社会政治遗产。
或者，像赵汀阳老师在《历史·山水·渔樵》中所做的努力那般，自主地探索一种针对中国文化/历史的阐释路向，可能是挖掘道论思维之现代潜力和世界文明史意义的一个方向。中国的大一统，主要是道的一统，虽然董仲舒把它换算为儒学一统，根本上也是儒家理解的道的一统，这在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天人三问(亦称天人三策)中表现出来。方宇军2021.11.19 进入 方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即使以问道之友志同道合者赋意，我总觉得有些过于张扬了，而我更喜欢心神内守的感觉。
关于你提到的中国传统政治的四大精华（道、民本、尚贤、大一统），我之所以只论及尚贤（贤能政治）和大一统（政治统一），并不是不认可你的这一判断。既然您不喜欢道友的称呼，我就改回来吧。
今人如何以科学的学理逻辑言道？无论是从您目前的努力，包括魏敦友老师新道统论法哲学的努力来看，当代中国学人所做的努力都是远远不够的。两者尽管相关，但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甚至还有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张力：‘政治统一预设了对某种在政治上具有专断性的事物（政治疆界、最高领袖的权威等）的合理性，‘道论思维则预设了凸显超越现世秩序（‘势）的天道秩序（‘道）的正当性。
从道论思维出发落实到人性之类的思路，也许可以回应你所主张的道德和权利问题，但它无法回应我对政治统一这一政治价值的论证。我原认为我们是学术上的同道，以追求真理为职志，看来是我有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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